法鼓佛學學報

　　唐宋以來「三教合一」的文化現象逐漸成為潮流，至明代達到高峰。凡異文化之交融或會通，必有其困難處。以儒、釋二家為例，其最大差異乃在於世界觀（儒家重道德實體義，佛教重緣起性空）與終極境界（儒以成聖人，釋以成佛）的不同。因此儒佛的會通不論是援儒入佛或是援佛入儒，多半從心性修養的功夫處著手。本文欲就王陽明與蕅益智旭針對《大學》「格物」、「致知」、「誠意」、「正心」功夫的詮釋，辯證儒佛功夫論的同異處及其文化意涵。
　　從陽明與智旭對《大學》「格、致、誠、正」的詮釋，可知二者皆重視「內省」的功夫，因其理論受限於儒、釋二家根本思想的不同，故功夫有可通之處，亦有不可通之處。從二人對治心意的功夫次第安排上，可知陽明所要突顯的是道德主體（致知）的把握，致知的知是良知，能知善知惡，致知方能格物、誠意、心正，因此說「格、致、誠、正只是一事」，以致知為心性修養最直截、根本的功夫，至於其他的輔助，如靜坐等，都是為了凝攝心志的方便法。而智旭雖然也以「知」為明德之本，然而在意識尚未轉識成智前，此知是無法顯露其性，因此還須從格物功夫著手，破我、法二執，以成觀我、法二空。觀智旭援用佛教的名相詮釋《大學》功夫論，以佛教義理為主，兼採儒學義理為輔的方式來看，雖自言儒佛本非二家，但仍有序列先後之差異。此種文化教判，正是儒佛會通的最大特色。